4月10日，广州的天气有些闷热。
　　黄埔大道的一侧是一座现代化的高楼，乔娟拎着一个小手提包，走出这座她工作了三年的高楼，她的眼神里透出伤感和无奈。
　　3年前，她和搭档老刘带着几百万资金，饱含激情地在大楼11楼租下几间写字间，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3年后，该所律师由3个人壮大到60多人。但她和搭档却要离开了。
　　乔娟的一位在当地司法局工作的朋友老宋说：“社会资本开办律所的例子已经有很多，但成功的很少，主要是缺乏法律上的支持和制度上的约束与规范。”

　　初衷
　　乔娟和老刘原来一直从事无线电业务的开发，是地地道道的商人。乔娟的一个朋友在香港做律师，案源很多，收入颇丰。这让乔娟和老刘心动不已。一次，老刘和这位律师朋友聊天。律师说：“根据大陆现行法律的规定，香港律师不能直接在内地参与诉讼业务，要是能有一家律师行和他们所进行业务对接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”
　　于是乔娟向司法局工作的老宋打听。老宋说：“这倒是个好事。但根据我国律师法的规定，律师事务所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、并具备律师资格的人才能开办，不像开办一般公司那样简单。你们不是律师，因此社会资本注入律所目前没有法律依据。”
　　其实，乔娟对于办律所，还有一个想法。那就是，在她看来，律师的社会地位较高，如果自己的名片上增加律所主任或副主任的头衔，不仅对于自己老业务的开展有好处，而且可以增加自己在社会上的荣誉度。

　　设立
　　乔娟通过关系找到了3名经验丰富的律师，在和他们洽谈后，3名律师都表示愿意合作。于是几方共同签订了合作协议。
　　协议内容基本上是，由乔娟和老刘实际前期出资100万元，包括写字间的费用、办公用品的费用、前台秘书等行政人员以及其他一些行政开支；3名律师同为高级合伙人，其中一位律师出任主任，并以他的名义向司法局申报；另外，3名律师的收入，除依法缴纳税款外，均归其个人所有。
　　很快，2005年11月左右，律所的手续办好。律所进入发展阶段。
　　为了扩大规模，乔娟以律所名义向社会发布广告，招收新律师，条件相当优惠。很多执业不久的新律师加盟进来。到乔娟离开律所之前，该所执业律师的数量达到了60多人，这在广州已经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律所了。

　　矛盾
　　乔娟回忆说：“律所成立大约半年后，她和3名合伙律师的矛盾开始产生。”
　　起初，一位收入不太好的合伙律师找到她，希望能分担一些由乔娟提供的案源，但条件是，不能像普通律师分成比例那样低。“他要求比例在60%左右。”乔娟说，“这个要求很过分，但为了团结，我最后还是答应了他的要求。”
　　没想到的是，这位律师在接了香港律师对接的案子不久，就抛开香港律师，直接和当事人谈妥条件，签署了法律顾问合同。
　　为此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，最终那位合伙律师带着乔娟给他提供的资源，离开律所。
　　这件事直接影响到乔娟和其他两位合伙律师的关系，也暴露了律所发展中的问题。
　　为了进一步理顺关系，乔娟和合伙律师重新签署合伙协议。约定，合伙律师的办公室租赁费用以及助理律师的工资，由合伙律师本人承担。还约定，如果是由乔娟提供的案源，合伙律师或其他律师承办的，因像上述那位合伙人的原因导致律所亏损的，承办律师按实际情况负有赔偿责任。
　　签署完毕后，乔娟拿着协议找到老宋。
　　老宋看完，笑了，说：“你们被那些律师们蒙了。”
　　正如老宋所言，乔娟真的被律师们蒙了。原因是，非律师的乔娟和合伙律师举办律所的形式，当时不能为法律所认可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乔娟和合伙律师签署的协议，属于违法。
　　老宋说：“这样的协议根本拿不到桌面上，到法院打官司也不会得到支持。”
　　这个说法触动了乔娟。自己投入的100万元，早已经花完。到乔娟离开的时候，她和老刘贴进律所的钱差不多有300来万元，而且还有继续亏损下去的趋势。

　　牺牲品
　　针对乔娟的办所经历，广东省广州市司法局律管处的相关负责人分析，这个所的模式，“说好听点就是尝试，说难听点就是牺牲品。”
　　“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们根本没弄懂如此办所的内涵。其实，这应该是一种律所有限合伙的形式。因为一旦律所产生问题，被追究责任的肯定是合伙律师。合伙律师也不能以此追究乔娟他们的责任，乔娟最大的责任也无非就限定在自己的出资额度范围内。”
　　广州市律管处有关负责人根据多年的管理经验说：“实际上，社会资本进入律师所，从总体上看是有利于律所向规模化方向发展的，最主要的是可以增加律所的抗风险能力，还可以改变目前律所普遍存在的提成化管理的旧有模式，增强我国律所的国际竞争能力。据我了解，律所有限合伙的形式在美国很流行，也实际起到了使律师发展壮大的作用。”（文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）
　　（张有义　游春亮）